太晚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还在这里，也想继续试。这是我的第一步：说出来。
小学二年级那年我转学了。在那之后的四年里，体重成了同学取乐的素材。大人从前会说我胖乎乎的可爱；到了新学校，可爱换成了更锋利的词：胖猪、肥婆、大象。
有一次他们把我锁进黑暗的厕所。我数着排风扇的四片叶子一圈圈转，每转一圈，外面就掺进来一阵笑。那时我七十八公斤。我开始相信：身体是展品，而我是展品里最失败的那一件。
进了初中，谁也不认识旧的我。我发誓要改头换面。为了躲开家里不停劝我多吃的压力，我选择住校，一个月只回去一两次。节食成了新的信仰。最极端的时候，我曾经四天只喝水，听到胃壁轻轻互相摩擦的声音。
不到一年，我从七十八公斤减到五十八公斤。我摸到自己的锁骨，几乎欢喜——觉得人生终于有了一个崭新的起点。
可这条路快，也完全错了。
极端节食像一只被拧死的瓶盖，反弹来得又猛又隐秘。我对奶油、油炸食品、沙拉酱、奶酪产生近乎野兽的渴望。夜里一个人的时候，我秘密地暴食：像肮脏的老鼠扑向冰箱，把羞耻连同剩菜一起吞下去。
我最怕的是复胖。怕那些欣赏和夸奖被收回。我不要再当动物园里的大象。
后来我在网上看见暴食后催吐的办法。它像一份诱人的、不用负责的合同：你可以吞下整个世界，又假装不会变重。我签了那份合同，成了自己的霸凌者，机械地一次次清理自己。
催吐像暴风雪刮过身体：眼睛布满血丝，嘴唇干裂，一身冷汗。然后会有一种诡异的安心——「没事了，这次不会胖。」暴食是雷暴，催吐是避雷针，暂时安全，云却总会回来。
数字可以被压到纸一样薄。我掉头发，牙被胃酸咬蚀，手背上留下啃咬与刮擦的痕迹（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叫它 Russell's sign）。胃痛、低血糖、没法集中注意力，甚至晕倒。对外我只说是学习压力。真相太黑，我不敢给人看。
直到某个早上，我晕到几乎看不见，因为怕死，走进了精神科。药和谈话并不浪漫，更像钝锯，一点点锯开那些链子。高三的高压会把人推向情绪性进食；而我最好的朋友，用很朴素的方式托住我：陪我吃饭，尽量不让我长时间独处，晚上一起在操场跑步，把焦虑踩在脚下。
催吐的频率曾经降下来。毕业时我稳定在五十五公斤左右，照片上甚至显得明亮。我以为噩梦结束了。
大学以后，自律的墙塌了——尤其当我和那个支撑过我的「她」渐渐疏远。暑假回家，满桌食物，家人劝我多吃，我又掉回「塞满再排空」的循环。为了不让她觉得自己的努力作废，我在微信里谎称自己很好，再把聊天记录删掉，像冲掉呕吐物一样冲掉证据。
她治不好我。但她让我相信：爱和陪伴，能把怪物关进更小的笼子。
大学里有一段关系，我与其说是恋爱，不如说是在找「我还值得被留下」的证明——有人在我身边时，我好像还能假装一切正常。那段时间我维持运动和三顿正常饭，体重停在五十多公斤中段。分手后防线崩溃，顺序几乎总是一样的：放弃运动，放弃自尊，用垃圾食品填那个洞，再用极端的身体惩罚「赎罪」——骑车三十公里，或跑到膝盖渗液。
分手后的长期抑郁里，我是个熟练的演员。人前表演自律：吃得很清淡，有时禁食好几天；和朋友吃饭时小口咬着，脑子却在记账，卡路里像债务。人后失控：来不及咀嚼地塞，然后弯腰催吐，痛，却停不下来。第一口仿佛还干净，最后一口已经裹着崩溃的酱汁。
我试探过朋友对暴食、对吃播的看法，怕他们知道真相后把我当成怪物。我联系过从前的医生，他说：几乎不可能只靠自己，你必须说出来。五年前我没有勇气；现在我把脓血打在屏幕上。
那是无人知晓的地狱，痛觉细密，像反复被回形针刺穿。进食障碍对我而言接近一种合法却足以致命的瘾——类似酒精、尼古丁或毒品：胃口与「浪费食物」的罪恶感把人撕开。暴食后心跳如鼓，清理后胃像被抽成真空。脑子里两军拔河，我既是战场，也是输的那一方，像行尸走肉。
我想要的其实很小：不再仇恨食物。想象一个普通的傍晚——坐在窗边，一餐清蒸鲈鱼，半碗米饭，一杯温水，一口一口吃完；关上冰箱，刷牙，睡觉；不要称体重。
如果能回到初中十二岁，我想抱抱那个孩子，告诉她：慢一点。把那股倔强，用在真正值得的地方。
太晚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还在这里，也想继续试。这是我的第一步：说出来，让更多人看到，让更多人知道自己被看到。
写给也在循环里的你
这就是「关于暴食的一切」为什么要存在：不是再做一个催你变瘦的 App，而是把机制、工具、资源和这样真实的声音放在一起——让冲动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可以打开；让读到这里的人知道，那些说不出口的部分，不必一个人扛。